反思意识是人类萌发历史主义思想后，使其能够在既往发生之事的历史细节中不断照应现实，以经验上的成功或失败来决定现实生活的规划的一种“历史理性”。周人反思意识的觉醒是以夏、商两代为参照的，总结经验，指导自身，以期得到更好的发展。与夏、商两代相比，周人在对“天命”的态度上发生了巨大转变。在将“天”不断人格化的同时，对天命先验性的认同也出现了松动，这导致了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决策者们对“敬天保民”、“德”的强调和推崇，“明德慎罚”思想正是周人反思意识觉醒的结果。

“德”字，今文《尚书》出现了一百一十六次，《周书》即有九十四次。《君爽》是周公对召公的答辞，用“德”字竟达十二次之多。周公对“德”的重视，从中可见一斑。周公反复强调周王朝的执政者们要“明德慎罚”，在《康诰》中，周公旦把文王昌成为西伯，政治清明，为灭亡殷商打下成功基础的要诀概括为“明德慎罚”。周公根据文王及商汤的经验，认为“明德”和”慎罚”两者缺一不可，都是统治者治国之要术。

“天”作为中国古代至上神力的代表，在夏代就已出现，《尚书·甘誓》载“天用剿绝其命，今予惟恭行天之罚”。天意，在夏商时期意味着超验主义的绝对正确或者说政权正统的直接来源。《尚书·汤誓》中，汤出师伐桀的誓师词再三申明，征讨夏是天意所归——“天命殛之”“予畏上帝”“致天之罚”。夏、商、周三代天命观是相继的，三代统治者都对“帝”存在极大的信仰和敬畏，“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礼”。统治者在实施各项政策之前要占卜以问天，其政治统治也要顺服天命，“有夏服天命”。由此可见，天命对于王朝统治具有决定性作用。除此之外，商代的统治者自诩帝之后嗣，与上天建立联系并产生了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”之说。

但这种信仰发展到后来逐渐变得盲目、迷信，并且抛弃了依天命而治这一先决条件，坚定地认为自己能够无条件永保天命。商纣王坚信天命在商，不顾祖依劝告，沉迷酒色不理朝政，以致民怨沸腾。在殷商命数将尽之时，纣王依然紧紧攥着迷信天命这一救命稻草，发出“呜呼！我生不有命在天”的感叹，商朝覆灭已是必然。

至周，在反思意识的作用下，周人的天命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首先，“天命不易”思想萌生。周人继承了殷对“帝”的信仰，仍然认为天命是统治者权力的给予者。但同时，周人也意识到当原持有者不能顺应天命而治时，天命就会发生转移。《尚书·多士》载，周灭殷，周自称小国不敢戈殷命，只因殷忤逆天命，天命既降于周。天命所弼即为周人推翻殷王朝统治的解释。《尚书·周书》中，夏桀不顺天命，天命即发生转移，夏灭，“天惟时求民主，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，刑殄有夏”。其次，周人意识到天命转移不是随机的、无缘由的。周代，天已被人格化，承担了监察者的职责，它会时刻关注统治者的行为，倾听百姓的心声，“天矜于民，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（《尚书 · 泰誓》）。一旦统治者的行为违反天意、不顺天命，民众怨声载道，天就会降罚于统治者，甚至转移统治权力，“商罪贯盈，天命诛之”。因此，天命转移的依据就在于统治者是否顺应天命。相比较于夏、商两代，周人在推翻商王朝的统治后开始进行历史反思，“我不可不监于有夏，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”。通过对前代经验的总结认识到“天命不易”，并且去思考这一现象的原因，发掘天命何以弼周的根源。在对夏、殷两代的灭亡进行反思后，周人总结出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的观点，“德”成为周人在天人关系中保持独立的立足点，是“天意”置于人间的载体和表现。周人在反思殷商迷信超验主义、天命在我的错误思想后，把统治的基点放在现实政绩和为民造福之上，实为儒家之“仁政”思想的精神之源。

如今纪检监察工作，也应有周人这样敢于反思的“历史理性”，敢于突破既有的窠臼，让历史成为支撑纪检监察工作的力量源泉而不是沉重的“历史包袱”，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立场。